张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及测度方法研究

 行业动态     |      2020-06-17 21:08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步入新时代后的崭新主题,剖析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构建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与测度高质量发展实际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主流观点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其理论内涵会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丰富。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模型室主任,文章来源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卓越贡献。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显露出发展失衡、质效偏低、创新不足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步入新时代后的崭新主题,剖析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构建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与测度高质量发展实际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现有文献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阐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却依赖西方经济学中分析经济增长数量或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工具来测度高质量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经济增长数量强调社会有用产品数量与规模的扩张,忽视质量相关因素;经济增长质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刻画经济增长的品质,但其理论外延远窄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是连接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与政策实践的重要桥梁与纽带。那么,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应如何融入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如何体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如何评价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科学构建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把握中国高质量发展现状,更能为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政策评价与绩效考核体系提供借鉴,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循序前进的变革过程,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重要主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历程,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细致地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思想。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最新成果,其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积淀、探索与实践,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与智慧。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一段过渡时期,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到1956年,在“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中共八大指出“国内矛盾已转化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然而,出于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美好愿望以及将发展简单视为工业化的片面认识,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初步奠定中国现代化基础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曲折与反复。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1987年,党的十三大作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时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此后,邓小平同志相继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与人民生活的日益富足,但同时也产生了环境破坏、资源浪费、道德失范与发展不均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认识发展规律的成果。党对于发展的要求逐渐从“又快又好”过渡到“又好又快”,在重视效益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环境保护,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将党的发展思想升华到了新的境界。其中创新发展居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和引领地位,协调发展要求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绿色发展要求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开放发展要求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共享发展要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难看出,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当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亟需与时俱进的发展方针,高质量发展的提出适当其时。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描述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主流观点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些论述提纲挈领地把握了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核心,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外在轮廓,但在研究具体的经济学问题时,如建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测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者往往还需要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做出更进一步的再阐述。

事实上,在现代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质量是被有意无意忽略或抽象掉的因素。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假设之一便是“产品同质性假设”,除了价格属性以外产品不存在任何个性的特征,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甚至连产品的价格水平也被视为是外生给定的固定值。索洛增长模型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石,同样假设经济体中的代表性厂商生产着完全同质的商品,不同商品通过价格加总成为能够用货币量衡量的同一形式,继而进入生产函数。这些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的假设简化了分析过程,使得各种数学工具得以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但也从根本上导致其缺乏研究质量问题的学理基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自然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来。

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有机统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即获取产品的使用价值,此时产品的生产者是产品使用价值的关注方。随着需求的不断提升与生产能力的持续进步,可以预见产品的质量将不断提升,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当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时,尤其是发展到货币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市场经济时,商品的二重性便分裂为对立的两极:一极是具备异质使用价值的商品,另一极是表征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提供商品的生产者成为供给方,持有货币的消费者成为需求方。供给方的直接目的是出让商品获取商品交换价值量的货币,需求方的直接目的是付出货币换取合意的商品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关注方由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事实上,供给方换取货币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获取于自身有用的产品使用价值,其将会在下一次商品交换过程中成为其他产品的需求方。马克思使用抽象公式W-G-W来表示这种简单的商品经济,尽管使用价值的关注方发生了变化,但货币是单纯地作为流通媒介而存在的,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本质目的是获取商品有用的使用价值,商品质量是否合意自然是交易能否达成的重要因素。

当简单的商品经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生产与交换的目的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克思使用抽象公式G-W-G 来表示这种经济形式,即资本家使用货币买入商品,然后再将商品售出重新收回货币,交换的目的不再是获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纯粹地为了取得货币的增殖。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只有在不影响或者是有助于商品完成“惊险的跳跃”的前提下,资本家才会考虑它们。如果有可能在完全不涉及商品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情况下完成货币的增殖,即货币能够自行增殖,如投资各类金融有价证券,资本家自然会趋之若鹜,这便是虚拟经济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资本家淡化商品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完全无关紧要。等价交换始终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哪怕是在虚拟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内同样也能发挥作用。等价交换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质量保证,只有当商品的质量能够满足需求方的要求时,需求方才会愿意付出货币购买商品,供给方才能够取回货币,完成商品“惊险的跳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可见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对应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高速增长旨在解决的问题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强调的是数量与规模的快速扩张,对于质量是淡化甚至是漠视的。正如抽象公式G-W-G所描述的那样,全社会都呈现出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对于货币有着极致热忱的追求,相伴而来出现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人们将会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非其货币度量值,回归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关注的重点将放回到产品质量是否合意,是否能够满足自身的真实需要。

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内容,两者在本质上描述的都是全社会产出产品使用价值的增加量,高质量发展是在高速增长基础之上的更高质态的发展。在高速增长阶段,学者们多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其增长率来度量全社会产品与服务的增加,这是因为不同产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无法直接加总,使用价格可以很方便地将其加总为同一量纲,与人们仅关注商品交换价值的价值观也能保持一致。但目前尚未形成对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测度方法,这正是中国经济学者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学者们能够达成一致的观点是,现有的单独指标不足以表征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高质量发展水平需要构建专门的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

质量的字面含义是产品的优劣程度,经济学意义上描述的是产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对于竞争性的供给者而言,质量往往还意味着更高的性价比,能够以更小的成本生产出消费者质量合意的商品。质量的含义与人的“需要”紧密联系。事实上,无论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还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都认为人的“需要”会随着自身处境的改善或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进演变,可形成包含生存、享受与发展等层次递进的丰富体系,前者认为人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后者认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素质的全面提高与个性的自由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显然也应具有较强的动态性,可以将其抽象地概括为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是物质性的要求,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对获得全面发展的渴望。高质量发展必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内,而是全面覆盖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各个领域。此外,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日益增长”的,人对于全面发展的要求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提高,会在一些需要得到满足后提出更高层次的需要,期待更高质量的发展,始终不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可见追求高质量发展是一项永无止境的持续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也会持续不断地加以丰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讨论商品的质量以外,还研究了经济增长的质量。马克思在论述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时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扩大再生产方式——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与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前者指的是通过加大生产要素投入和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后者指的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以实现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加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讨论级差地租理论时,也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方式——粗放型经营与集约型经营。粗放型经营指的是粗放地大面积耕种劣等土地以获取剩余产品,集约型经营指的则是深耕细作少量土地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外延型、粗放型增长描述的是数量型增长,内涵型、集约型增长描述的则是质量型增长。质量的内涵包括了微观层面的产品质量与宏观层面的经济质量,在测度高质量发展水平时也应同时关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西方经济学学者也注意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但缺乏必要的研究质量问题的分析工具,只能使用索洛余值或全要素生产率来指代经济增长的质量。事实上,索洛余值不过是回归方程式的残差项,表示的是经济增长中不能由资本和劳动所解释的部分,包含的内容可能是测量误差或其他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西方经济学学者自己也承认索洛余值度量的更像是自身的“无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经济增长质量在实际使用中存在诸多缺陷,其他指标如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投资效率等同样具有较大的片面性,无法较全面地刻画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高质量发展涵盖的范围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内,即便某个指标能够很好地度量经济增长质量,其依然无法用于全方位测度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专门的测度体系。另一个导致不能将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简单等同起来的因素是其政策导向效应。现有文献认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数量,还可藉由网络效应产生正向的外部性,提高区域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这正是饱受学者们批评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显然与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相悖。

综上所述,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简单地将高质量发展简单地视为西方经济学现有任意概念的别名都是不合适的。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其内涵会随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丰富。现有统计核算体系内任意单独指标都不能用于测度高质量发展水平,需要专门构建合适的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

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难以使用单一指标加以衡量。从经济统计的角度来看,复合指标能将复杂的多维信息糅合在一起,极大地简化决策过程。目前,高质量发展测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的把握尚有不足,对构建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当遵循的各项原则欠缺考虑。结合相关文献,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构建同时包含原则层面和技术层面。两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原则层面上要求紧紧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以发展思想作为指导,确保高质量测度体系具备全面性、异质性、稳定性和动态性;技术层面要求以统计思想为总领,严格考察入选指标的透明性、可得性和简明性,详见表1。原则层面和技术层面分别关注测度体系的整体和部分,相较而言,发展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需要优先思考和把握。

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当具有全面性。科学合理的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必然构建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之上,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其应有之义,其测度范围至少应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个维度的内容。此外,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发展,并非完全忽略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同样需要以恰当的形式进入测度体系当中。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的全面性还要求能充分反应测度对象的多层次性,应能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层次来把握不同测度对象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当具有异质性。高质量发展是体现人文关怀的发展,合理构建的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当允许并鼓励不同个体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庞大、民族多样,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布局、人口结构、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差别,不同地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理应具有异质性。若构建统一的、不具备异质性的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或许有利于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失了可操作性和合理性。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的异质性要求公平地对待所有评价对象,避免过分抬高或贬低某些地区的发展水平,在保持较大共性的同时彰显部分个性,力求各地区能在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的辅助下发现优势,找准软肋,激发动力,探索出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当具有稳定性。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大背景,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会是长期性的任务,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能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同时,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保持较好的稳定性,还有助于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进行纵向比较,总结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缩短战略调整周期,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有助于政府在制定政策、观察效果、调整政策的交互式动态实践中,提高把握市场、制定政策和调整预期的能力,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当具有动态性。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持续过程,会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延伸出新的内容,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能根据发展思想的演进与上升,适当调整内部结构与权重。比如,贫困落后地区的人民在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时,对脱贫致富有着更强烈的诉求,高质量测度体系的异质性要求将经济增长数量作为考察的重点之一;但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上涨或贫困人口占比的持续下降,经济增长数量所占的权重将逐渐缩小乃至消失。需要强调的是,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的动态性要求和稳定性要求并不矛盾,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对于较高级别的指标抑或是测度体系的整体结构而言,对其范围和幅度的调整应保持谨慎和克制;对于更为具体的、紧贴经济和社会发展脉搏的次级指标,应当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数据获取手段的不断丰富,保持周期性的动态调整。

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当具有透明性。测度体系的涵盖范围、内部结构、计算方法、权重设置以及相应的更新调整都应向目标使用者公开,帮助使用者理解和把握指标的含义和指标数值的相对水平,降低决策难度。测度体系的透明性是其自身保持生命力的必要属性。同时,测度体系的透明性高低应根据其面向的目标使用者有所不同,面向一般公众的测度体系往往具有最高等级的透明性。例如,《美国各州新经济指数报告》由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定期发布,其历次内部结构调整均对外公开,如2017年报告中新增IT岗位就业、国外直接投资、就业波动等多项二级指标。

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当具有可得性。真实可靠的数据是获得客观测度结果的前提,所有测度指标都应当具有可靠的数据获取来源,应尽量避免使用替代数据或推算数据,除非该替代数据或推算数据具有坚实的理论保证。同时,可得性要求允许并鼓励将大数据纳入测度体系,大数据的获取由于具有自动化、实时性、高颗粒度的优势,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往往能够得到保障,甚至用于检验一般统计数据的数据质量。数据可得性要求需根据指标体系的宏微观结构而具有一定差别。微观层面指标的数据应当具有更高层次的灵敏度和实时性,大多数大数据指标应设置于这一层面。这使得微观层面的数据可得性要求更为严格,不允许盲目纳入不具备获取能力或分析能力的数据信息。宏观层面指标的数据基础更加坚实,多数来源于传统统计指标,往往具备优良的数据可得性。

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当具有简明性。许多情况下,少数几个指标已经足够反映特定维度的关键信息,添加过多的冗余指标只能削弱核心指标的作用,甚至引起数据相关性过高、指标权重确定困难等问题。同时,过于复杂的指标结构也增加了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工作量,提高了目标使用者理解和把握测度结果的难度,最终导致决策困难或决策失准。比如,美国社会痛苦指数仅仅是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两项指标之和,简单直观、易于把握,同时能够相当大程度地反映美国一般公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不安定程度。

一些学者并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来讨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将高质量发展简单地与西方经济学当中的“经济增长质量”等同起来,试图使用某个单独的统计指标来度量高质量发展水平,如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等。尽管这些单独的指标不能充分反映高质量发展水平,但依然可以为构建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提供丰富的参考与启示。

构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成为近期研究的热点,这些测度体系视角丰富,各具特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发了一个仅包含经济基本面与社会发展两个维度的测度体系,用于衡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国内学者借鉴并拓展了这个指标体系用于测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然而,较少的指标体系维度使其只能测度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无法充分反映高质量发展水平。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应由经济发展高质量、改革开放高质量、城乡建设高质量、生态环境高质量和人民生活高质量五个维度构成,但并未给出具体可操作的指标体系。魏敏和李书昊(2018)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结构、创新驱动、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增长稳定、协调共享、产品质量、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和经济成果惠民等十个维度,共53项指标的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并测度了中国各省高质量发展水平,认为东部省份具有较高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中部其次,西部最差。李金昌等(2019)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两方面着手,构建了一个包含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与社会和谐五个维度,共27项指标的评价体系。师博和张冰瑶(2019)构建了包含发展基本面、发展的社会成果、发展的生态成果三个维度,共10个指标的地级以上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研究结果认为经济增长仍是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上述研究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鲁继通(2018)设计了能够综合测度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宏观层面包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文明三个二级指标,中观层面包含产业升级、结构优化与区域协调三个二级指标,微观层面包含动力变革、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三个二级指标,九个二级指标下共有52个三级指标,多层次全方位地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辛岭和安晓宁(2019)为测度中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设计了包含绿色发展、供给提质增效、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多元融合四个维度,共22个指标的测度体系,研究认为东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要高于中西部。黄速建等(2018)开创性地专门为测度微观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构建了包含发展系统、价值实现与价值对象三个维度的评价体系,望能够通过促进微观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来推动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上的高质量发展。

除了学术界的探索以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建设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2018年5月,江苏省扬中市统计局较早建立了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单位效益、科技创新、财务金融、职工权益、加分指标和一票否决等六大类共30项次级指标。2018年8月,绍兴市上虞区发布了国内首个县市级高质量发展指数,主要包括质量效率、创新动能、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开放环境、民生幸福等六个模块。2018年8月,武汉市统计局公布了武汉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主要包括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提质增效、民生保障和风险防范等五个模块。

总的来看,已有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具有以下几个基本共性:第一,重视全面性的考量,能够结合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不同方面或结合新发展理念,通盘考虑指标体系的维度框架;第二,指标体系的总体结构较为简单,大部分已有指标体系表现为宏观单层结构,未能将指标体系的末梢触及经济发展的微观方面,致使指标体系的稳定性有余而动态性不足;第三,数据来源主要基于传统的经济统计资料,数据实时性不强,颗粒度不高,未重视在可得性原则容许的范围内将大数据纳入指标体系的新方法;第四,对异质性的关注不够,未能赋予指标体系良好的包容性和灵活性,降低了各个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灵活调整的可能性,难以引领不同地区走上独具特色、优势鲜明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第五,对于统计原则的关注总体不足,目前,已经尝试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多数地方政府仅仅公开指数结果,尚未公布具体指标和内部结构,这使得指标体系的透明性差,增加了企业、民众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决策成本。

以上述高质量发展测度的思想遵循为参考,借鉴已有的高质量发展测度研究成果和地方政府的有益尝试,本文建立了包含创新、绿色、开放、共享、高效和风险防控六个维度的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作为微观层面上的测度模型,共包含18个一级复合指标和34个二级复合指标,数据报告期以月度为主;行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作为中观层面上的测度模型,共包含15个一级复合指标和18个二级复合指标,数据报告期以季度为主;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作为宏观层面上的测度模型,共包含14个一级复合指标和22个二级复合指标,数据报告期以年度为主。宏微观一体化测度体系的具体结构分别如表2、表3和表4所示。

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具有整体的内在统一性,其内部结构具有一致性、继承性和差异性。宏微观一体化测度体系三级模型的基础是微观测度体系。从数据的获取层面来讲,微观测度体系的数据来源不局限于传统的统计数据,更加入了大数据的采集,这主要依托于企业运营流程线上化、联网化和物联网的支持,数据颗粒度、真实性、准确性更高。从数据结构和计算层面来讲,微观测度体系是支撑起中观测度体系和宏观测度体系的基础。宏微观一体化测度三级模型每上升一级,相应测度体系都要通过指标筛查、指标合并、数据加总等关键步骤来完成最终构建。从评价的逻辑层面来讲,由微观测度上升至中观测度时,通过加入对于行业外部性的考量,模型实现了由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向行业高质量发展视角的跳转;由中观测度上升至宏观测度时,通过加入对于政府作用的考量,模型实现了由行业高质量发展视角向区域高质量发展视角的跳转。对于单个企业的发展来说,行业的聚集、联合和知识的扩散、共享都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对于行业整体的发展来说,政府的职能转变、政策调整、服务提效都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基于这个逻辑,企业的微观测算、行业的中观测算和区域的宏观测算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联结起来,如图1所示。

指数合成涉及到指标标准化、指标权重确定这两个关键步骤。由于不同指标的量纲不同,指数合成必须首先进行指标标准化。不失一般性地,我们以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为例,展示指标标准化的处理方法。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而言,三级指标是整个测度体系的末梢指标,是合成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数据基础,也是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的逻辑分析起点。将三级指标标准化,则第一、二级复合指标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能够自动实现指标标准化。三级指标标准化的具体处理方式如式(1)所示。

经过标准化后的次级指标,能够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进一步合成更高一级的指标,其中指标权重确定的科学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失一般性地,我们以维度这一最高级别指标为例,展示以层次分析思想为核心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层次分析的关键步骤为建立专家评分矩阵和评分矩阵特征向量计算。

按照低级指标向高级指标过渡的逻辑顺序,可通过制定多层次的专家评分矩阵,确定各低级指标对于高级指标的权重,形成以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作为根节点、各三级指标作为末梢节点、各指标权重作为节点属性的树状结构。沿着该树状结构逐级向上,标准化后的三级指标通过四次加权求和,最终获得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结果。

以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合成方法为基础,行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合成方法需要进行简单的调整。对于区域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而言,由于引入政府作用考量,若其他区域的指标数据缺失,我们便以该区域的某个年份作为基期,将基期内的各项指标设定为参考值100,将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转化为纵向比较,来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的最终合成。对于行业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而言,由于引入行业外部性考量,行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合成需要借助于行业内各项指标的总体数据。若某个行业中多家企业的指标数据缺失,则设定某一指标作为参考指标,利用数据外推的方式补足数据。具体的处理方式如式(4)所示。

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以企业、行业、区域三个层面的模型构建和指数合成为核心内容,系统地梳理了高质量发展测度的分析逻辑、演进路径和计算方法,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优越性。

第一,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三级模型实现了评价维度的一体化,每一级测度体系均包含创新、绿色、开放、共享、高效、风险防控六个维度,较好地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通过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诠释,该测度体系囊括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内容,吸收了“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一十九大报告中的经典阐述。创新、绿色、开放、共享、高效、风险防控这六个维度能全面地反映企业、行业和区域三个层级的高质量发展全貌。

第二,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三级模型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测度的全面性,但不同层级的高质量发展测度具有一定差异。微观测度体系上升至中观测度体系,重点考虑行业的外部性,主要是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等经济现象产生的正的外部性。产业集聚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益,行业内的上下游企业展开分工协作,生产价值链得以细化,人力资源配置得以优化,企业管理流程得以简化。企业集群能够产生创新效益,不同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进行高频率、高效率的交流,新技术、新工艺和专业化的管理方式能够快速传播和应用。中观测度体系上升至宏观测度体系,重点考虑政府的作用。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为市场的有效运作提供制度保障。通过紧密观察市场的运作情况,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以引导和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形成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宏观测度体系政府也纳入衡量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分配以及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

第三,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数据获取来源,更引入了大数据层面的数据支持,经得起技术层面的可得性检验。由于国内无线通信和宽带普及率高、5G通信技术领先等优势,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搭建、物联网技术发展和应用正在加速,智能设备、传感器等自动化信息采集工具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数据,进而用于发现和验证传统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滞后性。此外,这些传统意义上具有较高采集难度的高频数据,能够帮助描绘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景图。

第四,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能够适应不同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引导各地区走上符合自身优势的异质性发展的道路。对于适宜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地区,政府和企业应当强调节能生产效率、全员劳动效率等指标,提升资源开采和利用的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和破坏。对于适宜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地区,政府和企业应当强调资本回报效率、负债总水平等指标,防范重大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对于适宜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地区,政府和企业应当强调创新质量、新技术应用能力等指标,加快形成科技竞争力和竞争优势,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市场应用。

第五,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实现了动态性和稳定性的有机平衡。1微观测度体系纳入数量更多的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目的是保持充分的动态性。随着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搭建日益成熟,微观测度体系对于指标的补充和替换保持了良好的包容性。如果微观测度体系的指标结构过于简单和僵化,将无法适应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性要求。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当服从于当地政府所制定的长期发展规划,需要具有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这种稳定性要求指标遴选更加严格,指标结构更加简约,数据来源限制性更强,数据报告期相对更长。

第六,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三级模型的简明性和透明性呈现出向上的递增关系。区域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的指标结构更为简约,指标筛选更为严格,从而具有更高程度的简明性和透明性。这是由于宏观测度体系不单纯服务于当地政府和企业,更服务于当地民众、跨地区经营的企业等。区域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具有最高级别的简明性和透明性,使得不同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横向比较成为可能,便于跨地区经营的企业降低生产安排、战略投资等决策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民众了解该地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理解和把握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大有裨益。

基于上述高质量发展内涵和测度方法研究,本文针对东莞市制造业企业,开展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测算。2012年,东莞市启动建设“东莞能源管理中心云平台”(以下简称能管平台),用于监管和服务全市重点能耗企业。目前,该平台已实现对超过八百家重点用能单位的生产活动和能耗实时监测,监测数量位居全国地市第一。此外,由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搭建的“智造东莞”政府服务平台,已定期完成多家制造业企业的数据采集和整理,成为东莞市制造业数据库的重要补充。综合来看,以统计企业生产活动信息为主的能管平台和统计企业资产和财务信息为主的“智造东莞”平台,为全面了解东莞市企业、行业、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实际,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基于能管平台和“智造东莞”平台数据,本文搜集得到2016年至2018年777家典型制造业企业共10741条数据,样本覆盖1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松山湖区),4个街道(莞城、东城、南城和万江)和全部28个镇。

由于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为规范性测度模型,实际的数据统计流程较之尚有差距,造成了指标数据具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其中,部分指标数据完整性较好,如单位产值综合能耗缺失率为3.7%;部分数据缺失严重,如净利润率缺失达22.8%,应纳所得税额缺失达13.6%;甚至有多项指标未被纳入统计,如企业是否有外资参股、企业当月是否受到环保处罚等。总的来看,经过数据清洗、模拟和插值处理之后,已有数据能够支撑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初步测算。我们给出以下数据预处理规则:

①样本插值与弃用规则:三级指标作为宏微观一体化三级模型的末梢节点,是数据清洗和插值处理的重点对象。若样本的当期数据缺失或异常,则使用样本的上、下期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进行插值处理;若上、下期数据其一缺失,则使用未缺失的数据直接进行补值处理;若上、下期数据均缺失,则弃用该样本。

②指标弃用规则:若三级指标的有效样本数量严重不足,则弃用该三级指标;若二级复合指标下的三级指标均被弃用,则弃用该二级复合指标,该规则同样适用于一级复合指标。

④权重确定方法:采用基于规则的随机模拟方法生成专家评分矩阵,规则包括传递性、完备性和有界性规则。传递性保证了评价逻辑的一致性。例如,若创新(被认为)比共享重要,而共享(被认为)比开放重要,那么创新应当(被认为)比开放重要。完备性保证了评分矩阵是一个满元素矩阵。有界性保证了评价的适度理性和相对中性,指标之间的重要性差异不应过大。例如,“创新比共享重要得多、共享比开放重要得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根据上述数据预处理规则,参照已建立的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测算得到东莞市行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具体结果,如表7、表8所示。

根据东莞市行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测算结果,我们简要分析东莞市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①创新发展方面,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有着良好的表现,各行业创新水平之间差距较为明显,传统行业如热力供应业、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的创新能力亟需提升;②绿色发展方面,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石油和核燃料加工业表现较好,各行业绿色发展平均水平参差不齐,污染和资源消耗较为严重的行业是热力供应行业、纺织业和金属加工行业等;③共享发展方面,木材加工、金属冶炼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表现较好,化学纤维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相对落后,指标的中位数水平低于平均水平,揭示了产业共享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为不足;④高效发展方面,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着良好的表现,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制品、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发展效率较低,各行业的发展效率分布较为平均;⑤风险防控方面,存在一些风险较高的行业,主要是石油设备、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纺织行业等,而风险防控能力较好的产业是化学纤维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制品业、食品制造业。2018年6月,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印发了《东莞市重点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年)》,明确指出东莞市未来的五大重点新兴产业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新材料领域、新能源领域、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等。结合以上测算结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些新兴产业领域覆盖的行业,如通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已经立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高效发展的前沿,但都不同程度地需要更加注重防风险、发展成果共享、促进公平发展。

根据东莞市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测算结果,我们简要分析东莞市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不均衡性和各地区主要发展目标。①创新发展方面,松山湖区独占鳌头,经济总体量较高的虎门镇、长安镇等未进入前列,而经济规模相对逊色的常平镇、沙田镇分列第二、三位,展现了不俗的创新能力;②绿色发展方面,东城区、南城区和虎门镇表现不俗,保持较大经济体量的同时,也相当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③共享发展方面,松山湖区、常平镇和高埗镇位居前三;此外,区域共享发展的中位数水平低于平均水平,揭示了区域共享发展的整体水平仍然不够;④高效发展方面,横沥镇、道滘镇和茶山镇表现不俗;⑤风险防控方面,莞城镇、桥头镇和茶山镇(樟木头镇并列)的风险防控能力位居前三。以上测算结果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各区域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而进一步了解和把握这种地区差异和不均衡性,仍需结合不同地区在东莞市和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当中的发展定位,进行更加全面的观察和思考。2018年4月,广东省政府印发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东莞段空间规划》,明确提出“一廊两核三带”战略部署,《东莞市重点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年)》随后也提出了“一核三带十区”发展布局。这两份文件中,松山湖区均作为重点产业发展核心区,成为未来的区域高质量发展重心。结合区域高质量测算结果,我们发现松山湖区已经在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方面走在前列;而东莞市的传统经济大镇(虎门镇、长安镇、厚街镇等)在创新发展、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不足,仍需要各地区花大气力思考问题根源,从而奋起直追,在新时代引领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其理论内涵会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丰富。基于这个逻辑,本文系统地总结了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应有的思想遵循,在原则层面上应具备全面性、异质性、稳定性与动态性,在技术层面上应具备透明性、可得性与简明性。现有研究对高质量测度体系应有的异质性和动态性强调不足,缺乏对微观层面经济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关注,没有充分发掘物联网时代下将大数据纳入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的潜力。本文建立了包含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行业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区域高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在内的三级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模型,并结合东莞市制造业企业实际进行了指标测算和结果分析。宏观层面上的测度体系包含六个维度、14个一级复合指标和22个二级复合指标,中观层面上的测度体系包含六个维度、15个一级复合指标和18个二级复合指标,微观层面上的测度体系包含六个维度、17个一级复合指标和34个二级复合指标,契合新发展理念,严格遵照各项基本思想遵循,更是大数据应用于高质量发展测度的一次有益尝试,可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注释略)■